本文為“啟典閱新”2024上海市大學生閱讀與寫作大賽評論組獲獎作品，作者系同濟大學中文系碩士研究生，原標題為《邵洵美與上海1930年代的文學空間》，小標題為編者所加，全文略有刪減。
邵洵美（1906-1968）是上?，F代著名詩人、作家、出版家、翻譯家。1926年他從歐洲留學回國，最初以“頹加蕩”的唯美主義詩人身份活躍于上海文壇，實際上就其從事的整體文學活動而言，邵洵美作為“唯美詩人”而為人熟知的時間并不長，主要是積極投身于文學出版、雜志編輯、舉辦文學沙龍等海派文學生產活動中。
1924年《時報圖畫周刊》刊載的邵洵美照片。
不為盈利的金屋書店
1928年3月，金屋書店開張，由此開啟了邵洵美的出版生涯，他圍繞“沙龍-出版”體系而形成了一系列文化實踐，尤其涉及開辦“花廳”沙龍、編輯出版、參加社會活動等多個領域。在那些出版的書籍報刊、舉辦的“花廳”沙龍背后，可以看到邵洵美作為社會活動家對文學的忠誠探索之心，他對1930年代上海文學市場的運營規則有著充分認知，也理解雜志書店和文學沙龍作為“公共話語空間”在上海文化場域中的定位。
所謂上海文學市場的規則，即上海“文學場”的生成規律，也指當時文化產業中的書店老板、刊物編輯、文學沙龍舉辦者和作家之間的生產關系。在當時的上海，任何一個作家群體都需要公開發表作品的平臺，所謂“平臺”即雜志或同人圖書等出版物，因而書店老板、出版商、雜志編輯們成為影響文學流派生存、文學空間生產的中心要素，作家群體的凝聚、流派風格的確立等事務都依賴于他們所掌控的雜志、圖書提供的文學空間。
一般而言，與出版業代表的經濟資本相纏繞的文學本身極易受到市場的控制，因而削弱了文學場的自主性。然而邵洵美作為“獅吼-金屋”作家群的主將和參與者，所代表的權力場一極——經濟資本——對文學場的參與程度較為特殊，盡管他以現代化的文學生產方式輸出成員的作品，為成員帶來榮譽及較微薄的經濟收益，并根據雜志圖書市場的反饋調整生產方式，但主要不是為了經濟利益，而是本著宣揚唯美主義文學思潮的熱情投身于文學場。“他開書店，原不是以營利為目的，可能只是一種玩好，而且有了這個書店老板的名頭，他也可以在社會交際上有用場，書店則可以為朋友們出版書冊服務了。”（章克標《章克標文集》）
1927年《圖畫時報》刊載常玉繪邵洵美像。
這種不計成本、不計利害的方式實則為邵洵美為主的文學空間贏取了相對于經濟權力的獨立性，既為唯美主義文學爭得象征資本，構建、推動并豐富了相關文藝創作，也為后期引發唯美主義浪潮建立基礎。與此同時，邵洵美能夠決定是否在雜志上刊文章、是否通過書店出版同仁書籍，他發揮資源優勢，在這一文學實踐活動中獲取到了可觀的文化資本，逐步成為“獅吼-金屋”作家群領袖人物，而這一文學生產場中的話語權，足以轉化為拉攏文友的號召力和鞏固文學群體的凝聚力。邵洵美在上述內部演進中建立起的結構性關聯，促使凸顯出唯美主義審美追求的“金屋沙龍”，在1930年代上海紛繁的文學空間中，通過自身實踐確立位置并豐富其文學品格。
邵氏文學沙龍在擁有相對穩定的經濟資本和“公共話語空間”之后，亟需確立一種創作原則、審美氣質、目標訴求相近的文學理念，以對外宣揚其文學主張、團結同好。文學場域中的競爭主要通過與眾不同來擴大影響，凸顯自我身份，邵洵美等文友在文學主張的建構中采用對西方唯美主義話語資源的借鑒，他們的文學選擇都含有與其他文學力量、政治權力對抗的意義，試圖探索一條追求美感卻不受任何外在現實條件約束的現代文學之路。
充滿“肉的色彩”的裝潢風格
1929年《金屋月刊》第1卷第1號（創刊號）上刊登了邵洵美的《色彩與旗幟》，提出“用人的力的極點來表現藝術”的文學宣言，強調“打倒淺薄”“打倒頑固”“打倒有時代觀念的工具的文藝”；以“色彩”指文學流派，強調超越“寫實派、浪漫派、神秘派”；以“旗幟”指“時代的束縛”，承認當前“藝術鑒賞力的退化”和“對藝術的價值蔑視”，強調顛覆“不滿意的文壇”。
《金屋月刊》1929年第1卷第1期。
如果說《色彩與旗幟》是一聲宣揚文學理想的呼號，那么《獅吼》第四期《我們的話》則完全是邵洵美等“獅吼-金屋”作家群招募文學同仁的啟事：“對于新出版物的介紹批評與討論，里面的文章由我們幾個人分期擔任，也極歡迎投稿。批評的方針純以藝術為前提，態度務求忠實與認真，不作帶妒忌與中傷色彩的謾罵。”這一新欄目的征稿啟事雖未指定文藝批評的篇目，但實則多為歐美、日本唯美主義作品，如王爾德《水仙》（朱維基、芳信合譯）、朋史《埃蒙德·高思》、張嘉鑄《“胚胎”與羅瑟蒂》、喬治·摩爾《信》（邵洵美譯）等。由此看來，宣揚藝術的獨立性，主張“為藝術而藝術”的唯美主義文藝標準是“獅吼-金屋”作家群聚集的文學立場，他們試圖利用文學審美的唯美、頹廢享樂主義來給反對文藝實用價值的作家們提供一處庇護所，這也為1930年代充斥著實用主義、理性主義的上海文學空間注入了一股鮮活的氣息。
邵洵美編輯《獅吼》1928年復活號3期。
當唯美主義將“為藝術而藝術”運用到現實生活實踐中，從王爾德的服飾美學到奢侈的書刊出版和室內設計，平庸的日常生活便具備了美學意識。1930年代上海都市景觀尤其為唯美主義思潮提供了繁盛的物質形態，邵洵美的文學沙龍主要設置在金屋書店和自家書齋中，他將唯美生活化運用到書齋與金屋書店裝潢的理念上，以此營造一種異域化的濃郁藝術感氛圍。
書齋里，他沉迷于用薩茀和史文朋（編者注：現一般譯為薩福、阿爾加儂·斯溫伯恩）的畫像、手卷去營造西方風味的唯美異國情調，“這一只金漆木雕的Iaureate的鏡框里面，是一個美婦的半身，穿著件深綠的衣衫；……我以為赤金色而配著她這淡綠色的背景當顯得格外的和諧。這是希臘女詩人薩茀的畫像。還有一張是羅瑟蒂畫的史文朋。”（邵洵美《兩個偶像》）書房裝飾的雅致與邵洵美唯美主義文學觀極為契合，這一藝術化的生活方式對參加書房沙龍的作家群體頗有吸引力，甚至成為西方唯美物質品味的象征和引導。
邵洵美對唯美的追求還拓展到金屋書店的布置上，據友人回憶，“正樓面上一間不小的房間，髹漆的非常美麗，黑的屏門、白的屋頂、粉紅的墻壁，真像走進了一間香閨似的，充滿了肉的色彩。”（周菊人《“金屋書店”訪問記》）作者提到金屋書店裝修強調色彩、形象的鋪張，給人感官的強烈刺激，而所謂“肉的色彩”，這或許暗示了邵洵美唯美主義詩歌中歌頌肉體之美的隱秘藝術想象。
從邵洵美文學沙龍參與者的回憶中，足見得他們對于書房、金屋裝飾的滿意與沉迷，“十日金屋書店開幕，……邵子洵美導余兄弟登樓小坐，室中布置清潔，……今斯樓清雅乃爾，行見又為吾輩之會賓樓一，眾悉撫掌稱善。”（吉孚《“金屋”與“華社”》）濃郁的唯美情調與異國文化風采盡數展示在金屋書店、私人書房的裝飾里，可知邵洵美看準了異域情調的唯美文學沙龍對于像自己一樣的西方文化愛好者所具有的吸引力。曾有文友回憶，“我們空下來，要想找幾個人談談天，只須上洵美的書齋去就對，因為他那里是座上客常滿，樽中酒不空的。”（郁達夫《記曾孟樸先生》）隨著邵洵美交友面愈發豐富多樣，他以文學沙龍為主陣地而構建的“作家群”對于繁榮文化空間和文藝事業的意義深遠。據《新時代月刊》刊載，“邵洵美詩人在府請吃便飯，計到劉吶鷗，施蟄存，戴望舒，張若谷……徐志摩，謝壽康，徐悲鴻等人到時，則已席終矣。”（劉知安《一段往事》）不出所料，金屋書店與邵氏書房成為當時上海文壇各派文人聚集的重要場所。
“金屋”沙龍聚集的作家們同出于對文學藝術美的熱愛，努力追求文學多樣性發展，他們尤以“獅吼-金屋”雜志撰稿人為主，集合在邵洵美的文學旗幟下，構成30年代初上海唯美主義的藝術至上主義者群體，呈現出那個時代一批作家對文藝美的淳樸執著。這一文學空間具備了多種文化要素，不僅明確規定了文化主張和文學傾向，而且有邵洵美這位擅長組織文學沙龍和雜志征稿活動的權威人物，最重要的是具備出版刊物、出版機構和書店的文化資本，保證了創作者獲得穩固的公共言論空間，昭示著當時上海文壇上一種獨特的唯美主義現代性思潮正在涌起。
作為都市物質生活反饋的邵洵美詩歌
探求有關唯美主義的討論，還是回到當時的語境之中。西方唯美主義生發之初，是出于對現代直線性歷史進程的質疑和對資產階級日常生活庸俗化的反叛，然而邵洵美并未理解其反叛本質，而是迷醉于上海都市異國情調的高度物質化生活。相較于頹廢氣息的唯美主義，他偏向享樂主義的唯美派思潮，更為世俗化，且推崇感官享樂。在邵洵美詩歌、小說創作中，時常出現情欲、性愛、賭徒、飲酒等情節，以此展現現代都市文明對人的官能體驗刺激之強，呈現出“頹加蕩”審美體驗。
邵洵美詩集《花一般的罪惡》。
邵洵美作品所呈現的都市空間里個體覺醒的“啟蒙”意味，將合法性賦予在肉欲書寫身上。其詩歌《蛇》借用了西方頹廢唯美派比爾茲利在《莎樂美》中創作的著名意象“蛇”，以女性的肉體和病態的性愛為描寫對象：“你垂下你最柔嫩的一段——/好像是女人半松的褲帶/在等待著男性的顫抖的勇敢。”通過這些誘惑性、具有情色意味的文學辭藻，官能享樂的夢幻情節油然而生，詩人借此傳遞出頹廢的審美傾向，在感官刺激性中自我迷醉。“我不懂你血紅的叉分的舌尖/要刺痛我那一邊的嘴唇？/他們都準備著了，準備著/這同一個時辰里雙倍的歡欣！”這并非耽于享樂、空洞虛無的色情詩作，而是因生活的荒蕪而轉向“頹加蕩”，以求得精神源頭的解脫和個體存在的實證。就連摹寫五月，邵洵美也為之增添了肉的氣息：“啊欲情的五月又在燃燒，/罪惡在處女的吻中生了,/甜蜜的淚汁總引誘著我/將顫抖的唇親她的乳壕。”在《昨日的園子》中，詩人將園林的頹靡氣息與愛欲的情人并置，更能體現出個人肉體感官刺激對物質文明的超越，顯示出他對愛欲的強烈崇拜，“這里有個昨日的園子，/青的葉兒是黃了的；/鮮的花兒是謝了的；/活潑的鳥兒是死了的。/還有一對有情的人兒，/相相地擁抱了親吻；/沒有氣嚇也沒有聲，/啊他們是上帝的愛兒。”這是一種帶有波德萊爾似的“惡之美”的唯美主義。
邵洵美詩集《詩二十五首》。以上圖片由作者提供。
邵洵美的唯美主義詩歌中頹廢精神來源于上海都市現代化的物質文明，都市繁華的日常生活實踐中盡顯現代文明的病態與畸形，帶有強烈刺激性的娛樂、情色內容亦是邵洵美“唯美—頹廢”的來源，充斥著物欲和情欲暗示的廣告誘使人們陷入官能享樂的迷夢，甚至連民族主義氣節都可能被發達的物質環境所消解。在這一層面，沈從文對邵洵美詩歌的評議頗為精準：“邵洵美的《花一般的罪惡》，與徐志摩風格各異，與郭沫若也完全兩樣。……以官能的頌歌那樣感情寫成他的詩集。贊美生，贊美愛，然而顯出唯美派人生的享樂，對于現世的夸張的貪戀，對于現世又仍然看到空虛。另一面看到破滅。”（沈從文《我們怎么樣去讀新詩》）他的唯美主義始終帶有鮮明的“享樂主義”傾向來處理自我與都市的關系，邵洵美對唯美主義的追求也因此是以個體官能刺激為原則，上海為他追求個人感官享樂提供了某種合理性的傾向，并且整體的都市文化語境激發了邵洵美作為唯美主義者自覺認同享樂主義的追求。
邵洵美作品中的時間觀具有崇尚剎那和瞬間快感的特質，這正是西方唯美派刻意追求的斷裂式時間觀，而這與上海都市的空間性質緊密相連。上海作為當時中國最大的移民城市，華洋共處、雜糅的空間特性催熟了不同個體的生存方式，日新月異的城市景觀更迭使得人們更為注重當下生活，并且珍惜瞬時的生命感受，永遠以“此時此刻”為生活箴言。因此，邵洵美對剎那主義的推崇，實則是以上海文化語境中追求瞬間快感的生命觀為空間誘因，他只注重當下，且意味著拋棄過往和將來的一切對象。
在《花一般的罪惡》中，他把春光麻醉在“一剎那”的永遠里，“啊，這里有詩，這里又有畫，/這里復有一剎那的永久，/這里有不死的死的快樂，/這里沒有冬夏也沒有秋。/朋友，你一生有幾次春光，/可像我天天在春中蕩漾？/怕我只有一百天的麻醉，/我已是一百年春的帝王。”所謂“不死的死的快樂”這個比喻精準地概括出都市生活的碎片化瞬間，只要贏得這“一剎那的永久”，把握“及時行樂”的唯美主義瞬間生活方式，便能夠使瞬時的感官體驗構造出無限的空間性，“一百年春的帝王”已將現代時間觀由直線性向斷裂性轉換，詩人自豪地沉溺于剎那與美感體驗之中。
在《賊窟與圣廟之間的信徒》中，邵洵美寫道：“人生不過是極短時間的寄旅，……那么眼前有的快樂，自當盡量去享受。與其做一枝蠟燭焚毀了自己的身體給人家利用；不如做一朵白云變幻出十百千萬不同的神秘的象征，雖也會散化消滅，但至少比蠟燭的生命要有意義得多。”他坦然用瞬間快感作為唯一活動意義來建構的生活方式，因為在上海都市生活中，“一剎那”已成為人們自我塑造、表達自我的主要方式，這種瞬時性的生活模式已被邵洵美內化為一種自覺的美學追求，尤其在他唯美—頹廢的創作文本中更顯得感官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