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啟通常被視為他那個時代最杰出的詩人，后世的許多文學批評家更是將他推舉為明代第一詩人。

詩人高啟

1374年，在大明王朝立國僅七年之后，高啟便被朱元璋處死。表面上看，高啟之死是由于其謀反的嫌疑，而實際上則是一些其他原因導致的。高啟死時年僅三十八歲。文學批評家們認為，由于天不假年，高啟的過人才華并未讓他獲得相應的成就。

盡管高啟在中國文學史上享有很高的地位，但現在卻很少有人知道他，而他在西方世界則更是寂寂無聞。在中國學者的傳統觀念里，明代并不是一個以詩歌著稱的時代，而西方又將這一傳統觀念發展為一種極端的偏見（與此類似的情形還有許多）——元明清時期那些偉大的詩人，幾乎無人被西方所知曉。假如我們嘗試去了解那些偉大的詩人，那么與其他人相比，高啟或許能為我們帶來更多的收獲。

然而我們仍然需要付出一些努力才能了解高啟。暫且不論其詩歌的偉大之處，作為那個時代最杰出的詩人，高啟在生前幾乎沒有獲得任何名望，而在其身后的近兩百五十年間里，他的死因也為其詩歌的流傳造成了一些不自然的阻礙。從某種程度上講，討論或稱贊高啟的行為在當時都是不太被允許的。因此，與正常情況相比，高啟的生平事跡在文獻中的記載非常粗疏，這更使得高啟的詩歌增添了許多不應有的晦澀。

然而我們對于高啟的興趣并不僅僅是其詩歌。我們將盡可能地嘗試重構高啟的生平，其詩歌主要被當作是歷史學者的原始材料，而非獨立的藝術作品。我們的目的并不是還原其人應有的詩名。我們把高啟看作是一個擁有著非凡藝術天賦的人，他的一生向我們傾訴著那個時代的重要性。透過高啟，我們可以更好地理解他所生活的時代、地域、社會與文明。

在高啟的詩歌中，我們發現了一系列令人驚異的敏感記錄，關乎其日常生活中的大事與瑣事，以及那個時代更為宏大的歷史事件是如何影響了像他那樣的普通文人。這或許能夠讓我們更好地理解高啟人生的意義以及那個時代的意義。作為一部歷史學者的作品，這便是這部傳記所要努力追尋的目標。

高啟的一生反映了研究中國歷史時一些有趣而重要的事情。在明代官方的歷史傳記中，涉及高啟的內容僅有一頁（《明史》，卷二八五，百衲本，第21b頁），長度不足兩百字。考慮到墓志、哀辭，以及早期傳記材料的寫作背景，那個時代并不允許其他人為高啟提供一個全面、客觀的生平記錄。因此，盡管歷史學者不得不依賴這類文獻，但它們其實不足為據。然而，作為那個時代的重要詩人，作為在當時諸多事件中都扮演了重要角色的人，高啟的生平確實具有特殊的歷史意義。如果僅僅基于少量的、受到限制的傳記材料和歷史檔案，高啟的一生幾乎無法被重構。

本書是要嘗試重新為高啟構建更為完整的生平，這不僅要用到現存的常規文獻，也要使用那些往往不被歷史學者關注、至少是不甚仔細或者未能詳盡使用過的材料——這里我主要指的是高啟及其友人、同僚們所寫的詩歌，以及他們的其他文學作品。這些來自高啟的社交圈的作品在本書中將被用作主要的史料，借此展現中國歷史與文學之間所形成的奇特而緊密的聯系。

在中國學界有一句箴言“文史不分家”，這一洞見及其必要性雖被廣泛接納，卻并未被充分地實踐。本書針對高啟的生平及其所處時代進行研究，是為了嘗試將這一箴言盡可能全面地付諸實踐，至少一部分初衷是為了開拓這一歷史研究的路徑。

對于學習中國古代文化的中國學生而言，高啟的重要性主要體現在文學領域。恐怕也只有學習中國文學的學生才會將高啟視為詩人，除非我們（西方人）也能夠閱讀高啟的詩歌原文，或者閱讀那極少數的、忠于詩歌本身的翻譯。然而即便是出色的譯者，也只能為中國文學世界打開一扇很小的門。盡管高啟的詩歌對于歷史學者而言是令人激動的材料，但它們始終強烈地引誘著歷史學者去忘記歷史，將其單純地看作是藝術作品。在最理想的情況下，歷史學者應是亞瑟· 威利（Arthur Waley）、埃茲拉·龐德（Ezra Pound）、 王紅公（Kenneth Rexroth）之類的人物。

牟復禮

在這本書中，我非常拘謹地翻譯了一些詩歌，而這些翻譯其實本應由一位更高水平的詩人譯者（poet-translator）來進行處理；此處的翻譯僅僅是用作歷史文獻，這顯然有損于高啟詩歌的藝術性。然而在很多情況下，詩人譯者無法避免地會選取其他詩歌，而史學譯者（historion-translator）或傳記學譯者（biographer-translator） 則必然會選取特定內容的作品。那些能夠揭示出最有趣的事實的詩作，往往并不是那些將最偉大的藝術成就具象化的詩作——偉大的作品或許很難被成功地翻譯。但就中文原文來看，我認為在高啟的所有作品中，只有少量的作品不太匹配他的詩名。通過這本書，我也希望高啟能夠得到其他詩人譯者的關注，這或許能夠稍稍挽回一些我對高啟詩歌藝術性的傷害。有朝一日，西方或許能夠真正理解高啟在文學領域的重要性。

本書對于高啟其人的興趣，主要是由“詩人高啟”所引發的。在重構十四世紀中國文明的過程中，像高啟這類人物的生平與思想非常重要。盡管他很向往官場，也已經步入了仕途，但他并未擁有長久且榮耀的仕宦生涯——高啟做出的選擇及其背后的動因是很耐人尋味的。同時，高啟并不是一個擁有獨創成就的思想家，但在中國近世的文人群體中，高啟恰是某種重要文人類型中的典范。我們之所以能夠重新構建高啟的一生，是因為他的人生態度讓我們很感興趣，同時也啟發著我們。

值得一提的是，高啟的身上流露出了一種中國獨有的“英雄主義”（heroism）觀念，而且他對這種觀念有著強烈的執著。這是一種儒家英雄式的美德，與西方通常表述里的英雄主義存在巨大的差異。這種英雄主義反映了中國人的宇宙觀，并且將中國文化傳統中的人文價值具象化。

因此，舉例而言，盡管本書的章節標題與托馬斯·卡萊爾（Thomas Carlyle） 的《詩人英雄》（Hero as Poet） 或《文人英雄》（Hero as Man of Letters）在字面上是相通的，但這并不構成直接的類比。高啟的英雄主義觀念在他的生平與作品中是很含蓄的，這或許值得我們試著去闡釋并理解它。此處至關重要的是一系列概念：一個良好的社會，個人將其現實化的責任，詩歌的表達功能（英雄個人在面對這些價值觀時如何進行表達）和現實功能（英雄個人如何將這些價值觀念付諸實踐）。一旦理解了以上這些概念，我們便能夠解釋詩歌在中國傳統文化的各個面向所發揮的作用；如果只是將中國文明與我們的西方文明進行簡單類比，那么我們可能無法觀察到這些問題。

至于高啟，盡管他是當時最偉大的詩人，但這并不是西方所理解的“職業詩人”的概念。偉大的詩人從來都是非常罕見且值得珍惜的，不過這也并不意味著作為一個詩人就必須要特立獨行，舉止反常。盡管高啟驚人的詩歌造詣確實展現了其偉大的人格潛力，但在時人心中，高啟被認同并非因為他的詩歌生涯。當高啟在仕途上遭遇坎坷的時候， 詩歌很可能取代了更為宏大的理想；而當他仕途順暢的時候，詩歌本身并不是高啟所追尋的目標。因此，無論是刻意的，抑或是無法避免的，這本書都不足以成為一部高啟的文學傳記；這本書僅僅嘗試將高啟的詩歌當作一面鏡子來審視其人。這應該不會為高啟原本期許的價值觀帶來太大的傷害。

*本文摘自《高啟：詩人的窮途》引言，標題為編者另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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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啟：詩人的窮途》

[美]牟復禮（F.W.Mote）著

顏子楠 譯

葉曄 校

上海古籍出版社

高啟是明代首屈一指的詩人，在某種程度上締造的有明一代詩歌的氣象、規模與輪廓。卻在盛年因卷入蘇州知府魏觀的冤案，橫遭腰斬。

高啟有集傳世，但因為始終未被平反，生平記載少之又少，青年時代充滿了謎團。本書從高啟的詩歌入手，勾勒出高啟的行蹤與交游。

更可貴的是，本書并不止步于勾稽詩人生平，而是將個人的升沉置于元末大亂、群雄逐鹿與明初的高壓時局下。被朱元璋消滅的張士誠政權，是曾讓青年高啟寄托英雄主義豪情的存在。之后則由幻滅轉為疏離，這段經歷終成為高啟命運中難以擺脫的伏筆。

譯后記從牟復禮寫作此書的學術史意義談起，旁及西方漢學著作的預設讀者與終極追求，又將翻譯過程中的種種糾結與思索一一呈現，極富意趣。

丨作譯者簡介丨

牟復禮（Frederick W. Mote，1922—2005），美國漢學家，二戰時曾被派往中國，支援抗日。戰后考入南京金陵大學歷史系，獲得學士學位，在華期間師從王崇武。1954年獲得華盛頓大學博士學位。后輾轉日本京都大學、臺灣大學、荷蘭萊頓大學進行研究與工作，1956年起受聘于普林斯頓大學，1963年升任教授，長期教授中國歷史與文化。著有《中國思想之淵源》，參與編寫《劍橋中國明代史》。他的英文專著《帝制中國，900-1800》一直以來都是在西方學習宋元明清歷史的主要教材。

顏子楠，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副教授，在倫敦大學亞非學院獲得博士學位，深耕于海外漢學及清代文學。

葉曄，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專業方向為明代文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