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戰結束后，英國殖民者回到了新加坡和馬來亞，開啟了由英殖民政府主導下的去殖民化進程。然而，在這一系列積極而又“正義”的舉措背后，英國的策略是扶植并建立一個親英的精英政權，在制度和法律上沿襲英國殖民體制，在經濟和軍事上向英國靠攏。另一邊，新中國的勝利讓英殖民者感到焦慮和擔憂。新馬擁有數目龐大的華僑華人群體，他們有著強烈的中華民族認同感，最易受祖國政治和社會變動而影響。在英殖民政府看來，華文教育和華校是新中國與海外華人保持聯系的關鍵，必須通過行政和財政手段，對華校加以控制、改編，最終達到以英校體制取代華校的目的。當英殖民政府一次又一次地對華文教育展開打壓時，華校學生堅定地站在一起發起保衛華文教育和民族文化的運動，將反殖抗英的獨立運動推向了高潮。1954年，新加坡爆發“五一三”事件，學生運動遭遇殖民地警察的暴力鎮壓，在惡劣的大環境下，華校生意識到必須團結其他族群力量，以文化為切入口，廣泛聯系馬來族群和印度族群的青年，進而推動了以華校為場所的跨民族文化藝術活動。著名新加坡學者詹道玉將這段時間稱作是“學校劇運鼎盛時期”與“戲劇藝術提升時期”。
一方面，新加坡的華校生從社會主義文藝中汲取靈感，用舞蹈、歌曲、話劇等形式來表達對英殖民主義文化的不滿與抗爭；另一方面，他們深受萬隆會議上提出的亞非拉大團結影響，聯合新加坡印度族群、馬來族群的青年學生，共同展演各自民族文化，來表達對非黑即白的冷戰思維的不滿。華校生的文化實踐展現了他們對構建一個包容的、多文化多民族共處的獨立的馬來亞民族國家的想象。
保衛華文教育
二戰后，英殖民政府為了在新加坡有序地推動自治進程，控制當地政治發展路徑，實施了一系列社會教育改革。1947年，立法咨詢委員會頒布了“十年教育藍圖”，一改以往對殖民地教育“自由放任”（laisser-faire）的政策。該政策宣布，最適合新加坡多種族多語言的教育是英文教育，各民族語言應為第二母語。政府教育部1950年教育報告強調，“過去兩年國際環境的風云變幻迫使我們不得不加快教育改革的步伐，必須通過教育把各民族的政治認同和效忠導向馬來亞，而不是他們的祖國”。1950制定的教育藍圖增補條例計劃在5年內新建90所英文學校，宣布用英校的體制來統一管理全部學校，以此來培養一批可以接替英殖民者，且政治上效忠馬來亞，并能繼續維護英國利益的新加坡政治精英。于是，英殖民政府在行政和財政補助上優待英校，以邊緣化華校，最終達到以英校取代華校的目的。這一系列不公平的政策引起了華校生的不滿和抗議。1954年，為了挽救民族文化，保衛華文教育，福建會館主席陳六使倡議成立一所以華語為教學語言的高等學府——南洋大學。此后的兩年時間內，全華人社會發動集資募捐，以實際行動支持南大。南洋大學的建立，把新馬華人緊緊團結在一起。二十世紀五十年代由華文教育的存續引發的反殖民抗英運動，往往是通過保衛華文教育、支持南大等口號動員起來的。
1950年，兩所歷史悠久的華文中學——華僑中學和南洋女子中學——遭遇警方突襲，警方逮捕了幾位教員和學生，隨后這兩所學校也被取消注冊準證。華校生提出抗議，要求恢復學校注冊，英總督要求改組學校董事會，重新任命教員并對學生行為進行嚴厲監管。1950年-1951年間，華校中學生自發組織了多次抗議、罷課與罷考來表達不滿。然而，政府并沒有讓步，反而認為華校中學生的多次示威抗議表明華校生必須得到規訓與掌控。1954年5月13日，八所華文初高中（華中、中正、育英、公教加上南洋、中華、南僑、南華等女校）聯名上書總督請愿，要求把民族教育的權利還給華人，但未見成效，于是中正與華中兩所中學共一千余名學生走上街道集體請愿，卻受到了警車的暴力鎮壓，發生了著名的“五一三”流血事件，這是新加坡華文教育史上無法磨滅的傷痛記憶。
“五一三事件”讓華校生意識到必須高度團結起來，有組織有計劃地展開反殖抗英、保衛華校的學生運動。最直接的產物便是成立了“全新加坡華文中學學生聯合會”，簡稱“中學聯”。然而，“中學聯”的成立是充滿了曲折的。申請成立該組織的提議曾兩次受到殖民政府駁回，華校初高中生多次團結在一起舉行罷課行動，通過抗議、談判與再談判，取得了其他族群的同情和支持，最終政府迫于公眾壓力，作出讓步，“中學聯”于1955年獲得政府有條件的（不準涉及政治及勞資糾紛）許可得以成立。“中學聯”是一個代表了全體學生愿望、表現其意志的民主機構，倡導基本的人權和自由，促進馬來亞實現和平、民主、自由。它的主要作用在于：“一、促進全體中學生在學習上、思想上和行動上完全統一；二、在錯綜復雜的社會里向公眾人士取得合作和理解；三、參加‘泛馬學生聯合會’，打破民族間隔閡，各民族青年學生結成牢不可破的友誼，為建立馬來亞國而努力；四、掃清民族教育發展道路上的障礙； 五、抵制殖民主義的黃色文化，發展學術研究和健康的文娛活動。”
與此同時，1955年的亞非萬隆會議對新馬華人的意義非比尋常。首先，在萬隆會議上，周恩來闡述了“和平共處五項原則”，明確表明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再承認雙重國籍，并鼓勵海外華人融入在住國。另一方面，亞非會議的核心精神對華校生的反殖獨立運動產生了巨大影響。在萬隆亞非會議上，印尼總統蘇加諾提出了“相互寬容，互不干擾”( “Live and let live”）的原則：“盡管亞洲和非洲的人民有著各自不同的信仰、政治觀念和文化，但是我們堅信秉持著互相包容與尊重的信念，我們可以讓世界看到所有人所有國家都能在太陽之下享有一席之地，人們可以在保有自身認同的獨特性的同時與其他民族和諧共處，互相學習。”這一理念隨后演化成為一種“萬隆精神”，用來廣義地指涉在世界范圍內的反殖民獨立運動中，各民族人民應摒棄文化差異，團結起來，締結革命友誼。
1956年，“中學聯”代表團參加萬隆的亞非學生會議時，其團長傅孫明說道：“在過去英國人統治時期，本地的華、英、巫學生很少接觸，更何況是亞洲非洲，此次到了萬隆必定與各國各民族學生建立真正的友誼”。深受萬隆精神的感召，華校生開始跨出華人族群，尋求馬來、印度族群和英校生的幫助，形成跨越族群、跨越語言屏障的反殖力量，打破華人群體難以融合、固步自封的形象。
跨民族文藝晚會
在反殖抗英政治社會運動的另一面，是以華校生敘別會和籌募基金義演為場域的各式各樣的文娛活動，包括讀書小組、歌詠隊、戲劇組、合唱隊和藝術研究會。這些激昂憤慨的年輕人相聚在一起，一邊討論著第三世界的反殖民運動，一邊排演社會主義新中國的革命歌曲和民族舞蹈。他們精心籌備華校敘別晚會和游藝晚會，以歌舞和美術展覽的形式發出對殖民壓迫的抗議。這一獨特的文化空間為理解政治與藝術的關系提供了全新的視角。從1950年代開始，新加坡華校生舉辦的各式各樣的文藝晚會如雨后春筍，在反殖抗英的大背景下快速發展。這些文藝晚會的內容包括舞蹈、歌詠、合唱和話劇，是一個綜合性的晚會 （圖1）。它們由華校學生自發組織，從籌備、彩排、演出到后續紀念刊物出版，都由學生全權負責和組織，其內部工作分工細致，且具有高度的組織性和紀律性，體現了學生的基層民主和自治。文藝晚會表面上是為了聯絡校友情誼，更深層的目的是將處于壓迫下的華校學生進一步團結在一起，同時為馬來亞青年的跨民族文化交流提供場域。
圖1 20世紀50-60年代新加坡華校文娛晚會紀念特刊，收藏于新加坡國家圖書館。
華校文藝晚會在表演內容上爭相模仿新中國社會主義文藝活動，尤其以秧歌劇和民族舞蹈最受推崇。新加坡著名舞蹈家吳文國（Goh Boon Kok）曾是華校學生運動的參與者，他回憶道：“五十年代的歌舞文藝晚會對我后來的舞蹈生涯產生巨大的影響，我的舞蹈啟蒙來源于1954年星洲華文中學畢業班藝術研究會為南洋大學義演表演的《采茶撲蝶》。”這是一個根據中國漢族文化民俗改編的舞蹈，表現了一群采茶姑娘被蝴蝶吸引、丟下茶籃捕捉彩蝶的情景，體現了勞動人民的淳樸善良、熱愛生活。1954年，新加坡中華女子中學敘別晚會上呈現了《采茶舞》（圖2）和《采棉舞》（圖3），雖然名稱做了改動，但是從服裝、道具和舞步來看，都和《采茶撲蝶》如出一轍 。另一個廣受華校生追捧的舞蹈是根據新中國昆曲改編的《荷花舞》。1955年，南洋女子中學敘別會和福建會館屬下五校（崇福、愛同、道南、光華、南僑）校友會分別表演了《荷花舞》。值得一提的是，這兩個舞蹈（《采茶撲蝶》和《荷花舞》）都是新中國在國際舞臺上獲獎的社會主義文藝的代表作。20世紀50-60年代在國際舞臺上展演并獲獎的新中國社會主義舞蹈中，有一些包含秧歌元素，卻又在美學上進行改編和升華的革命文藝作品，其中便包括了秧歌劇和依據民間文化改編的民族舞。這些文藝作品被賦予了文化外交的使命，在冷戰時期成為新中國溝通聯系其他社會主義陣營和非結盟運動中的第三世界國家的紐帶。1954年的日內瓦會議及1955年的萬隆會議上，新中國以文化領導者的姿態在國際舞臺上展示其社會主義建設的成果。1955年在印尼召開的萬隆會議上，《荷花舞》是其中一個保留項目，當時觀看表演的便有新加坡“中學聯”的代表團。可想而知，對在場的新加坡華校代表團而言，新中國的文化演出向他們展示了一個有別于西方的殖民話語下的（指黃色文化）文化模式，并且這種文化形態與他們自身當下的反殖抗英獨立斗爭是相呼應的。
圖2 1954年新加坡中華女子中學表演采茶舞的劇照
圖3 1954年新加坡中華女子中學表演《采棉舞》劇照
華校生的文藝活動還體現了萬隆會議上提出的亞非拉民族團結精神。在1956年的亞非學生會議上，“中學聯”首次與其他族群的青年同臺表演各自的文化節目，形成了前所未有的跨民族的友誼和團結。會議結束后，“中學聯”成立的藝術研究會也舉辦了一場“印度舞蹈欣賞會”。演出籌委會強調，“在今天，馬來亞的建國，當然以中、馬、印三大民族為主要，馬來亞文化也應該由這三大民族的文化來形成。過去的殖民政府的種族政策挑撥了各民族的關系，形成了民族間的仇恨與隔膜，為了使各民族互相了解、互相合作，我們應該發揚各民族本身的傳統文化，同時吸收其他民族文化的精華，以充實馬來亞民族文化遺產。”例如，晚會上華族女生表演印度的《印達拉舞》 （圖4），這是一出取自印度古典神話、宗教色彩濃厚的傳統舞蹈。華族學生通過演出，不僅身體力行地學習了印度舞蹈的肢體動作，包括手勢、姿態、舞步等，而且了解印度的文化和宗教，跨出了華—印族群文化交流重要的一步。
圖4 1956年“印度舞蹈欣賞會”上華族學生表演《印達拉舞》
晚會還邀請了印度族群知名的舞蹈家巴斯卡先生及其夫人珊娜小姐，向華校生展演印度民族舞蹈。“印度舞蹈欣賞會”激發了華校生對印度舞蹈好奇心，他們開始頻頻與巴斯卡先生接觸學習印度舞蹈，締結了華—印兩大族群可貴的友誼。1957年，巴斯卡先生將新中國拍攝的社會主義新戲曲《梁山伯與祝英臺》拍攝成印度舞劇，將印度古典舞中的婆羅多舞（Bharatanatyam）與中國的黃梅戲程式相融合，被稱為是中國/華人文化與印度文化的完美結合 （圖5）。
圖5 巴斯卡舞蹈學院的印度學生排演《梁山伯與祝英臺》
新加坡華、巫、印三大族群的跨文化融合也成了藝術家筆下的素材。在一幅題為《學習馬來舞》（圖6）的炭畫中，藝術家謝尚清刻畫了一個歡快愉悅的場景。圖中一位馬來女生正在舞動著身軀，展演馬來舞蹈的身段，同時，她回轉頭向身后一位華族女生歡笑著，嘴角上揚，似乎還在交流著舞步的技法，而身后的華族女生，也面帶笑容，做著同馬來女生一模一樣的姿勢。畫面的背景是一群華校生，他們快樂地圍繞著兩位舞者，歡欣地觀摩學習。這幅畫表現的是華人向馬來人學習他們的民族舞蹈，體現了跨越族群的文化交流。
圖6 《學習馬來舞》，謝尚清
畫家的靈感極有可能來源于當時非常流行的華校文娛晚會上的跨族群文化表演。據史料記載，當時來自印尼的馬來舞名家廖春輝女士受邀前往華僑中學指導華校生學習馬來舞蹈。而廖春輝本人的印尼華人身份——既能講華語又專攻馬來、爪哇和其他原住民舞蹈——搭建了華族與馬來族的文化橋梁（圖7）。
圖7 印尼華人舞蹈家廖春輝正在教授學生練習馬來舞步
直到1959年，李光耀帶領的社會主義政黨人民行動黨（PAP，People Action Party）獲得大選最多票數，成立了第一個自治政府，標志著新加坡反殖獨立運動取得階段性勝利。自治政府的成立大大激發了社會各階層對多民族多文化的馬來亞國家的想象。各式各樣的文藝晚會更是成為華校生構建馬來亞的文化場域。1959年南洋大學學生會舉辦了“各民族舞蹈游藝晚會”，表演內容呈現出前所未有的跨民族跨文化特色，例如，節目單中顯示歌舞部分包括了馬來語“梭羅河之歌”（Bengawan Solo）和“星期日頌”（Hari Minggu），馬來舞蹈“亞厘和花蒂瑪”，巴斯卡先生表演的印度舞蹈 “Krishan & Hist playmates”，以及新中國的民間舞蹈等（圖8）。
圖8.南洋大學各民族舞蹈游藝晚會節目單
新加坡的華校生長期以來接受華文教育、深受祖國民族思潮和政治運動影響。他們不僅追隨社會主義左翼思想，而且與第三世界、亞非拉聯盟的學生運動保持聯系，因而既有著對馬來亞的本土關懷，又具備社會主義國際主義視野，為我們理解冷戰政治與本土反殖獨立運動提供了很好的案例。當英殖民政府一次又一次地對華文教育展開打壓時，華校初高中生站在了反殖抗英的前線。他們通過成立“中學聯”將全新加坡華校生團結在一起，與政府發起對抗。“中學聯”雖然是一個以華校生為主體、以維護華人文化和教育為宗旨的組織，但是它并不局限于自身民族利益，而是與馬來族、印度族和英校生團結起來。他們通過參加亞非學生會議等國際組織，將其所遭受的不公正待遇訴諸國際的反殖民力量。
從1954年爆發“五一三”事件把學運推向高潮，到1959年李光耀帶領下的人民行動黨獲得大選組成自治政府，新加坡迎來了反殖民運動的勝利，這段時期里，雖然社會動蕩不安，學運工潮接連不斷，但正是這樣的環境大大推動了以華校為場所的文化藝術活動。如此的藝術成就離不開“中學聯”帶領下的全體華校初高中生的文藝活動。他們深受國際主義影響，將“萬隆精神”展演在跨族群跨文化的文藝晚會上，自下而上地表達了對馬來亞國族構建的想象。正如羅蘭·布萊克（Roland Bleiker）所述，藝術具有透視功能，能夠發現被掩蓋的東西，尋找新的視角，使事件獲得多種解讀方式，正因為如此，藝術表現了不同時期的社會意識形態和大眾心理。華校生的文藝晚會體現了去殖民語境下普羅大眾對冷戰思維的厭惡。他們的文化展演恰到好處地詮釋了主流的、民間的社會思潮，即構建一個多元的、包容的、多民族共處的馬來亞國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