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8日，由中國書協(xié)主辦的全國第十三屆書法篆刻展覽進京展在京開幕。脫穎而出的山東書法家藉此舞臺向世人展示書法大省的實力擔當。
其實，山東不僅是書法創(chuàng)作大省，而且是書法史料大省。以漢碑為代表的碑刻史料，自古至今都是研習書法的經典教材。其數量之多、層次之高，更是贏得“天下漢碑看山東”之名。此外更有泰山刻石、云峰刻石、嶧山刻石等，聞名海內。
在浩瀚的書法史料中，有一種史料，在山野里沉寂一千多年，但自清朝末年一經被學界發(fā)現(xiàn)，就引起書法界的廣泛關注。尤其是近20多年間，更是被諸多書法家和研究者奉為至寶。它就是以僧安道一為代表的北朝書家，在泰山、“四山”等地書寫下的摩崖刻經。
（泰山經石峪《金剛經》“人”字墨拓，刻工保留的筆畫輪廓線。于劍波/圖）
什么書法最宜表現(xiàn)展現(xiàn)山東之大？在知名書法家、山東省書法家協(xié)會副主席于劍波看來，當屬僧安道一的摩崖刻經作品。
僧安道一，何許人也？
遑論顏真卿，中國書法史上任何一個有名字入冊的書法家，都遠比僧安道一有名。因為，綜觀整個書法史，根本就不曾記有僧安道一的名字。
只因摩崖刻石上題有“僧安道一”，人們便習慣這樣稱呼他。實際上，對于“僧安道一”4個字的解讀，也多有不同。目前可見的系列石刻中，除了“僧安道一”，則另有“道一、僧安、僧安一、安公、安法師”等記載。根據書法家老五的闡釋，“僧”應指僧人身份，“安”為名，“道一”為法號。
其人生平，則為不詳。當前研究普遍認可的說法是，其乃北齊高僧，生平約為512年—580年。雖然《魏書》中曾有“僧安”子承父爵的記載，但這一記載極少被引用，并不被認可為同一人。
也正是基于以上原因，于劍波分析認為，僧安道一在當時的地位并不高，甚至可以說頗有些微不足道。
但若談及與山東的關系，與長時間缺席現(xiàn)場的王羲之、顏真卿相比，僧安道一是在場的。根據史料記載，王羲之5歲時即隨家族南遷至南京，后赴浙江會稽。顏真卿籍貫瑯琊，生于長安，曾在德州為官。僧安道一則數十年生活在泰山周圍，并以泰山為中心刻經為生。
（泰山經石峪《金剛經》一角。于劍波/圖）
于劍波介紹，僧安道一以佛教摩崖刻經傳世，代表作有“三大摩崖佛教刻經”，即《泰山金剛經》《鐵山大集經》《葛山維摩詰經》。其刻經足跡更遍及山東泰嶧、河北鄴城等地，作品遍布數十座山。
適逢當朝此起彼伏的興佛滅佛運動，僧安道一的書寫之能，迎合了當時普遍的社會需求——刻經，讓他有機會在山野之中留下諸多作品，尤其是工程量浩大的巨幅摩崖作品。
《泰山金剛經》《鐵山大集經》《葛山維摩詰經》三大刻經，分別刻在巨大的石坪上，單字字徑足有50-60厘米。也正是因此，當晚清書學人士甫一得見《泰山金剛經》等摩崖刻石作品，在當時“碑學”乍興的潮流之下，很快就奉上了“榜書之宗”（康有為語）的美譽。
所謂“不鳴則已，一鳴驚人”，這份堅韌，與山東的內斂、樸實和厚積薄發(fā)，似是同源。
但曾經長達1500年的沉寂，在今天都不重要了。隨著學界業(yè)界對其不斷發(fā)掘、研究和傳播，越來越多的書法家、研究者加入朝拜者的隊伍，向其投去膜拜的目光。
（拓工在洪頂山拓十六佛名。于劍波/圖）
這是什么樣的書法作品呢？
在于劍波看來，以僧安道一為代表的北朝摩崖刻經，既有大氣象的格局又具有力與美的魅力，最能代表山東大漢的氣質，堪稱表達“山東之大”的典型書法作品。
首先是格局之美。一是大，字形大、氣象大、作品大。從大處取勢，因勢立形，因形生氣象。二是通，書體界限弱化，書體之間暢通，去掉書體間的“壁壘”，使相關的書體更融合，形成“系統(tǒng)化”。
其次是力之美。一是扛鼎之力，敦厚之力。以大見大，大中見雄渾。 二是線條之力，以碑入碑，用筆追求“力量”感，線條蒼勁、古樸、厚重之陽剛骨力；以帖入碑，用筆追求“氣韻”感，運筆順勢，自然而然，線條生動、灑脫之舒展筋力。 三是感染力：具有沖擊力、震撼力，打動人的魅力。
接天地之氣，得自然之妙。在過去的十余年里，于劍波和朋友們遍訪泰山、嶧山、岡山、鐵山、葛山等地，現(xiàn)場觀摩其系列摩崖刻經作品，并舉辦各類主題展覽、研討活動，引發(fā)業(yè)界學界普遍關注。
他說，一些地方至今仍然遺有當初的刀刻斧鑿痕跡。以陡峭的懸崖和起伏的石塊為書寫載體，以刀刻斧鑿為呈現(xiàn)方式，天然賦予其作品以沉著厚重的氣質。
（洪頂山“大空王佛”4個字，足有11米高。于劍波/圖）
在考察現(xiàn)場，于劍波曾注意到兩點極具自然色彩的規(guī)律。一者體現(xiàn)為書寫者尊重自然的自然書寫。比如從拓片上看一些字，他總覺得結體過于夸張，但到現(xiàn)場后才發(fā)現(xiàn)，原來是因巖石起伏，書寫者順勢書寫所致。另一方面則表現(xiàn)為刻勒者對書寫者書寫習慣的尊重，就是刻工并非根據自我喜好而刻，而是完全遵照書寫順序來體現(xiàn)筆畫特征。
（泰山經石峪《金剛經》“我”字墨拓，筆畫順序示意。于劍波/圖）
“通過對北朝摩崖刻石的學習，可以弱化對碑與帖的分別之心，洗掉書寫手法上的虛偽性，通過墨跡、漢簡、漢碑等書寫手法，正確理解北朝摩崖刻石，從中感受格局與力帶來的壯美。”
于劍波回憶自己第一次被僧安道一的作品所震撼是2009年。當時在山東博物館，山東省石刻藝術研究院舉辦摩崖刻石主題展覽。正因恩師辭世、書學方向何以為繼而苦惱的他，一看到僧安道一的相關作品，霎時震撼。曾經奉帖學為圭臬的他，自此走上了了解僧安、學習僧安的嶄新之路。
而在此之前，另一個饒有趣味的故事是：20世紀90年代中期，于山東摩崖刻石發(fā)掘研究工作做出巨大貢獻的賴非先生，出版了第一套關于僧安道一系列作品的著作。書已出版，銷售卻難。賴非先生無奈擺攤叫賣，結果除了遇到熟人送出幾本，一本也未能賣出。直到后來因為各種機緣巧合，有日本書家偶然得見其書，統(tǒng)統(tǒng)買走。
“前一段時間，我從網上看到，當年出版的那套書，二手轉讓的價格已經高達數千元。”于劍波說。
就這樣，在山野沉寂了1500年的僧安道一，正一步步走向當代書學研究的前臺。彌漫著大山東氣息的書法之風，也正被越來越多的人所喜愛。
喜愛它與山野俱在的大氣磅礴，喜愛它因勢賦形的無拘無束，喜愛它承傳千年的沉著痛快。
這是不是很山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