氣候變化是全球性挑戰，應對氣候變化、實現綠色低碳轉型需要更多優質產能支撐。當前全球新能源產能遠遠不能滿足市場需求，特別是眾多發展中國家對新能源產品的潛在需求巨大。國際輿論認為，給中國新能源產業扣上“產能過剩”的帽子毫無道理，將經貿問題泛政治化，限制中國電動汽車等新能源產品出口，只會損害全球多邊貿易、阻礙全球綠色低碳轉型進程。

“新能源產業擁有巨大需求和發展空間”

美國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高級研究員尼古拉斯·拉迪認為，“產能過剩論”為保護主義提供了借口，這一論調對全球貿易而言是潛在的危險。

美國《外交政策》雜志刊文指出，美方對中國新能源“產能過剩”的指責難以令人信服。通過減稅和貸款擔保的形式，美國政府向清潔能源領域投入了巨額資金。美方指責中國新能源發展政策是虛偽的。

“新能源產業擁有巨大需求和發展空間。近年來，中國新能源產業的競爭力和市場份額迅速提升。美方一些人炒作中國新能源‘產能過剩’，是為了遏制中國新能源產業發展，并將本國新能源產業發展緩慢的責任轉嫁給中國。”對外經濟貿易大學國家對外開放研究院教授崔凡表示，全球對電動汽車等新能源產品的需求增長是大勢所趨，并不存在新能源產能過剩的問題。

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高級研究員郭良平在《聯合早報》發表專欄文章表示，“產能過剩”論調模糊且具有誤導性。它派生的“產能政治”罔顧經濟學的基本理論：如果每個國家都只根據自身消費能力進行生產，國際貿易將不復存在。美方在指責中國政府補貼的同時，卻為本國電動汽車、半導體等產業提供補貼。這樣的指責會越來越顯得蒼白無力。在郭良平看來，新能源產業的產能不是過剩，而是嚴重不足。中國“新三樣”的出口“不僅有助于中國經濟增長，也推動了全球綠色發展和低碳轉型”。

“中國優質產能有助于全球向清潔能源轉型”

國際能源署日前發布的《2024年全球電動汽車展望》報告指出，未來10年，全球電動汽車需求將持續強勁增長，2024年銷量預計達1700萬輛。國際能源署署長法提赫·比羅爾表示：“全球電動汽車革命非但沒有減弱勢頭，反而正邁入新的增長階段。”

在全球汽車新能源化和智能化的大趨勢下，中國作為世界最大的汽車市場，正成為各大跨國車企的戰略重點，尤其是在新能源汽車領域。4月11日，德國大眾汽車集團宣布，將投資25億歐元進一步拓展位于安徽合肥的生產及創新中心，同時加速與中國新能源車企小鵬汽車共同開發的兩款大眾汽車品牌智能電動車型的生產。

德國寶馬集團4月26日宣布，將增資200億元人民幣用于華晨寶馬大東工廠的大規模升級和技術創新。本次增資是繼向華晨寶馬第六代動力電池項目投資100億元人民幣之后的又一筆重大投資。寶馬集團董事長齊普策表示：“此次投資規劃不僅再次彰顯了我們看好中國經濟發展前景，而且體現了我們與中國合作伙伴持續合作共贏的堅定信心。”

沙特阿美公司首席執行官阿明·納賽爾表示，中國新能源產業發展降低了太陽能電池板和電動汽車的成本，“中國優質產能有助于全球向清潔能源轉型”。

“一帶一路”綠色發展國際聯盟副理事長、聯合國前副秘書長埃里克·索爾海姆認為，中國為全球可再生能源發展作出了巨大貢獻，也為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和綠色低碳轉型帶來創新驅動力。

印度尼西亞智庫東盟南洋基金會主席班邦·蘇爾約諾表示，中國新能源行業發展讓發展中國家認識到，政府的前瞻性政策和長遠支持對新興產業發展有重要意義。

墨西哥經濟周刊《經濟評估信》主任羅納德·迪馬斯·蒙卡約·帕茲表示：“中國新能源產業的蓬勃發展，為全球可持續發展作出積極貢獻，為實現聯合國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提供了重要助力。”

“經濟上的保護主義將延緩全球能源轉型”

肯尼亞非洲政策研究所中國—非洲中心執行主任丹尼斯·穆內內對本報記者表示，所謂中國新能源“產能過剩”論調以及有關保護主義措施不利于全球新能源產業的發展，有可能推高新能源產品價格，進而加劇全球不平等。

“美方一些人將經貿問題泛政治化，指責中國新能源‘產能過剩’，這是為本國采取貿易保護主義尋找借口。”尼日利亞國際問題專家奧索凱對本報記者表示，美國在推動本國新能源產業發展的同時，指責別國存在“產能過剩”，“這是典型的雙重標準，不利于全球新能源產業發展”。

“將性價比高的中國新能源產品排除在外，這種經濟上的保護主義將延緩全球能源轉型。”美國彭博社日前刊發專欄作家戴維·菲克林的文章說，要重塑世界能源體系，就需要增加投入，而不是挑起一場破壞性的貿易戰。

烏茲別克斯坦經濟學家利馬諾夫·奧列格表示，將經貿問題泛政治化，包括以“產能過剩”為借口打壓中國新能源產業發展，將對全球能源、貿易和經濟體系的正常運轉產生負面影響。

“全球范圍內，新能源產業的產能遠遠不能滿足發展需要。”中國國家發展改革委宏觀經濟研究院研究員李大偉表示，給中國新能源產業扣上“產能過剩”的帽子，并以此為借口用關稅等手段進行遏制和打壓，可能產生多重危害：其一，嚴重影響優質綠色產品的應用，不利于共同應對氣候變化等全球性挑戰；其二，嚴重阻礙優質商品和要素的跨境自由流動，拖累世界經濟增長；其三，嚴重扭曲全球產業鏈供應鏈，給各國產業安全帶來威脅。